编者按：“美国例外论”是一种认为美国在价值观、治理体系和经济韧性上具有独特性甚至优越性的观点，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各国审视。近期，一些美国媒体又开始炒作这一论调。本期“圆桌对话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。

余    翔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

王    勇：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

张腾军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

高估“例外论”将忽视长期风险

余   翔

通过宣扬美国在历史、文化和影响力上的独特优越性，“美国例外论”长期以来被视为其经济和全球领导力的信念基石。然而，2025年美国经历股市、债市和汇市的“三杀”冲击，以及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、债台高筑、关税战与全球去美元化趋势等挑战，都严重动摇了国际投资人对“美国例外论”的信心。

日前，《财富》杂志将今年5月标普500指数上涨6.15%、纳指飙升9.56%解读为“美国例外论”依然成立的证据。但深入分析美国经济数据不难发现，情况并非如此乐观。一季度美国GDP增长仅为-0.5%，远低于2024年四季度的2.4%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7月发布的《世界经济展望》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将从2024年的2.8%回落至1.9%；7月标准普尔全球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（PMI）也下降至49.5，远低于市场预期的52.6。这些指标勾勒出一幅美国经济“增长”与“拖累”交织的图景。所谓的市场回暖，也更多源于中美经贸谈判取得进展与地缘政治矛盾缓和等短期利好，对全球供应链与投资者情绪的稳定作用，而非完全是美国国内经济因素使然。

相比股市的回暖，美国债市作为传统安全资产避风港的地位却依然在动摇。截至7月29日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4.38，较年初有明显回落。然而，联邦债务总额已攀升至36万亿美元，相当于2024年名义GDP的126%。此外，比起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1.8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，2025财年仅前8个月的财政收支缺口就已超过1.3万亿美元，年度赤字总额同比增长14%。随着“大而美”法案落地，美国联邦赤字势必将进一步上升，动摇美国国债的信用基础。

作为“美国例外论”的重要支撑，美元的霸权地位同样面临挑战。2025年，彭博美元指数较年初下跌约9.1%，尽管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仍占57%，但去美元化趋势加速是不争的事实。俄罗斯、伊朗、沙特等国家开始用本币或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，印度与俄罗斯扩大卢比—卢布贸易，欧盟推进数字欧元，全球非美元结算占比已经从2020年的10%升至18%。尽管美元还有短期避险需求作为支撑，但若去美元化持续，美元储备货币份额持续下降将是大概率事件。

当前美国政府为维护“美国例外论”展现的强硬姿态，短期内确实为其争取到了谈判筹码，却也给美国经济埋下了更大的长期隐患。

美国劳工统计局7月15日公布数据显示，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2.7%，核心CPI同比上涨2.9%，看似涨幅温和，但其背后一靠全球供应链重构、消费者支出放缓等原因，二靠美国许多进口商为保住市场份额“自吞苦果”，牺牲利润暂时阻断了关税向下游消费端的全面传导。若特朗普4月2日“解放日”以来加征的关税全部传导到消费端，2026年美国CPI增幅可能飙升至5%到6%，导致美国普通家庭每年平均生活成本上升3800美元。

观察国际投资者对“美国例外论”的态度，不仅要看美股，也要观察全球资本流动和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变化。摩根资产管理今年二季度报告显示，2014年至2025年4月，亚太地区ETF资产规模复合年均增长达到24%，远超全球的19%。其中，亚太地区势头尤其迅猛，截至2025年4月末，中国市场ETF资产规模占亚太地区总体的30.7%，近一年中国ETF市场资金净流入规模超1089亿美元，位列亚太第一。同期，MSCI新兴市场指数涨幅（16%）也高于纳指（10%）和标普500（9%）。这表明，美国市场对投资者的相对吸引力正在减弱，“美国例外论”所强调的稳定性和领先性正被其他市场的增长潜力挑战。与此同时，替代性金融体系的发展，也加速了资金向多元化市场的流动。

“美国例外论”曾是其努力打造的“完美”人设，如今却成了妨碍美国决策者看清现实的障碍。面对经济增速放缓、债务危机等长期风险，美国必须摒弃“例外论”的迷思，理性面对自身局限，拥抱多极化的全球格局。

“例外”不过是霸权的遮羞布

王   勇

近年来，国际格局加速演变，美国的相对实力与全球影响力持续衰退，让“美国例外论”的根基不断松动。而随着“美国优先”撕下所谓“民主灯塔”的道德伪装，只留下没有义务的特殊权利，让“美国例外论”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。?

“美国例外论”的盛行，本质上是美国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霸权思维体现。这种思维在经济领域的渗透，已让美国构建的多边贸易体系摇摇欲坠。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加剧、贫富差距扩大、财政赤字高企、美元美债走弱，都让其主导全球经济事务的物质基础被严重削弱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，世界经济重心正加速向多极化演进，“美国例外”的经济逻辑愈发难以自洽。?

美欧最新贸易谈判的结果，让欧盟对美国仅存的期待与幻想几近破灭。事实上，不仅是欧盟，美国在与日本的汽车产业争端、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及制造业摩擦中，均以“对等”谈判为名，行贸易保护之实。这些做法实际上是透支盟友与伙伴的信任，换取国内政治资本。当这种做法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环境极化，而成为美国政客们的“标配”或路径依赖时，将对多边贸易体系造成持续且猛烈的冲击。

美国自身通过国际条约、文化霸权塑造的“道德制高点”，和盟友基于安全、经济、科技等领域对美依赖而默许的领导权认可，是“美国例外论”的基础。但如今其国际形象已大打折扣。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调查显示，78%的中东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地区最大威胁；德国民调机构拉塔纳公司数据显示，全球对美国持正面态度的国家持续减少，瑞士、爱尔兰、德国等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态度转向负面；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更揭示，多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“绝非值得效仿的榜样”。连昔日盟友都对美国的可靠性产生深刻怀疑时，国际社会对“美国例外论”的认同也将烟消云散。

美国在政治与对外政策中的单边主义行径，正加速各国“去美国化”进程。国内孤立主义、保护主义的盛行，让美国的国际合作之路越走越窄。从肆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、伊核协议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到动辄挥舞关税大棒、滥施制裁，罔顾国际法、多边贸易规则与联合国决议，美国对国际规则“合则用、不合则弃”的态度，彻底暴露了其并非可靠的国际秩序维护者。而在伊拉克、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及后续干预的失败，不仅消耗了美国海量资源，只给当地留下长期动荡与灾难，更让所谓“美式民主”“民主改造”的叙事彻底落空，美国的道德权威也因此一落千丈。

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与组织开始寻求多元化外交，“去美国化”、去霸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。欧盟开始加快贸易伙伴多元化战略，东盟也在深化区域合作机制，非洲国家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也越来越强调独立自主，拒绝成为美国政治模式的试验田，在区域事务中发挥非洲联盟更大的自主作用。受到广泛欢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都是国际社会探索新型全球治理模式大潮中的有益尝试。这也是“美国例外论”透支自身信誉的必然结果。?

“例外”不过是霸权的遮羞布，“优先”才是掠夺的真心话。当“美国例外论”的道德伪装被“美国优先”撕碎，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便也随之瓦解。美国若不能摒弃这种陈旧、有害的理念，美国的孤立化也将成为必然。

“例外论”已成为美国的“思想桎梏”

张腾军

在美国政治叙事中，“例外论”神话起源于清教的“上帝选民”思想，曾为美国崛起、扩张乃至霸权维系提供某种虚幻的精神动力。但在世界多极化势不可当、美国内部矛盾持续加剧的当下，美国国内如果继续沉湎于“美国例外论”的迷思，不仅是对历史的误读、对现实的逃避，更可能对未来走向正确道路造成战略误导。

1630年，当约翰·温思罗普带领一批英国清教徒前往北美大陆时，在大西洋上发表了著名的布道演讲，称“我们将如山巅之城，为万众景仰”。这一隐喻将宗教救赎与国家命运捆绑，建构了美国作为“山巅”的神话，深刻塑造了美国的身份认同。由此，美国所秉持的价值观和建立的政治制度，带有“不言自明”的宗教使命感和道德优越感。而随着19世纪的西进运动，应运而生的“天定命运论”成为美国系统性摧毁印第安文明、掠夺墨西哥土地、进行海外扩张的新精神指引。在此基础上，“美国例外论”的理论体系得以建成，并得到冷战胜利和美元、石油霸权确立的进一步强化，成为其传播美式价值观、干涉他国事务的思想武器。

从“山巅之城”到“美国优先”，“美国例外论”一面始终以自我神化的叙事构建国家认同，另一面则以所谓“文明”“进步”来掩盖底层的种族、文明优越感，以资本的“文明”方式行掠夺之实，其本质不过是包裹霸权野心的精致谎言。

在演化中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与“美国例外论”深度绑定。自1776年以来，美国从东海岸13个殖民地，快速崛起为横跨两洋的霸权，扩张始终深植于其文化基因。从1789年到2022年，美国在海外发动了469次军事干预，冷战结束后至今就发动了251次。但在美国的叙事体系中，“美国例外论”提供的道德合法性，是其将自身对外扩张和干预与传统帝国加以区分的重要来源。

传统现实主义认为，国际关系从来就是弱肉强食的竞技场。“美国例外论”不仅接受这一逻辑，还将其巧妙改换为正与邪的二元叙事，声称美国是为了“普世价值”和共同利益而不得不扮演世界警察。但现实是，美国时常为了一己私利，践踏国际公平正义、破坏多边体系、侵害他国利益甚至颠覆他国政权。不过，在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、各国利益深度交织的今天，这种“美国霸权绝对正义”的逻辑正遭遇系统性反噬，美国面对多极化时的阵痛与焦虑，正来自于其在现行国际秩序和体系中“例外”权力的消散。

今天，“美国例外论”已成为阻碍美国自我纠错和革新的思想桎梏，迷信“美国例外论”会将美国带向更加危险的未来。一方面，美国精英阶层出于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，不愿正视国内日益深重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危机，炮制各种各样的政治、人权议题或经济数据，以唤起民众的“例外情结”，进而粉饰美国制度仍然优越而强大。另一方面，美国部分政客深染“内病外治”的恶习，习惯性地将自身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，甚至寄希望于制造外部危机来转嫁国内矛盾。这种逃避式的思维模式，不仅可能影响美国战略决策，加剧国内结构性危机，更会使美国陷入危险境地。从历史上看，疏于化解内部矛盾、而执着于过度扩张的帝国都没能逃出历史周期。如今的美国，看似是在孤立主义影响下进行战略回缩，实则是在“美国例外论”的深度影响下，以对抗的方式透支国家的影响力和未来。

历史早已证明，没有国家可以凭借“例外”维持永恒的霸权。一旦将自身的特殊经验当作普世真理，不再实事求是，很容易陷入认知陷阱、无法自拔。“美国例外论”的最大危险性，在于它让美国失去了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能力。美国若想重拾国际信任，就必须以平等合作而非搅局者的姿态，回到全球治理的舞台。